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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傅雷的翻译,试与傅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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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记得这支乐曲,记得这愤怒的呼啸,这疯狂的吼叫,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血液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在打,在摧毁,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使他扩大了无数倍。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他是一座大山,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愤怒的风暴!痛苦的风暴!……啊!多大的痛苦!……不过这算什么!他觉得自己强大了!受苦吧!受难吧!啊!强大多么好!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

  “鸟栗子呕!”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许先生是这样译的:

  傅雷说:“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傅雷译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作品。罗曼·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教授、贝多芬研究的权威。《贝多芬传》在傅雷以前有三种中文译本,但傅译本出版后便一锤定音,再无重译本了。在译本后面,傅雷还专文介绍贝多芬的主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以贝多芬的一生为蓝本的一部传记体小说,具有交响乐一般的宏伟气魄、结构和色彩,小说穿插对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带领读者漫游欧洲古典音乐王国,使读者陶醉在乐曲的享受之中。作品文字朴实,有如清澈见底的流水。一个在音乐方面完全外行的译者显然不能胜任这部作品的翻译。据说,傅雷是边听音乐,边研究音乐史,边译小说的:罗兰讲海顿就听海顿的交响乐,讲勃拉姆斯就欣赏勃拉姆斯,有一次听贝多芬竟听得哭了起来。译者感情的波澜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起伏,终于译完了全书。《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教授音乐史的副产品。傅雷的翻译也有副产品,如《文艺报》上刊登的他的文章《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试与傅雷比高”是出自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那绝不是好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

  几分钟之内,哗哩哗啦,沸沸扬扬,把人脑袋都胀破了。你一句,我一句,无非是瞎说八道,像一出大杂耍。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国内外出版后,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尤其称赞《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节目中有一部曲子,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多方转译,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清楚。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和李白的《客中作》两首诗改编的,解开了一个大难题。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国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翻译家,但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大师却屈指可数,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多好!……

  “磨刀哇!磨刀哇!”

新葡萄京娱乐网站,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大可不必再译。我对他说:“名著不怕重译,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卷起袖子就干,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现在书已出版,究竟超没超过,需要细心比较,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体风格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这个“胜”就是胜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上,音乐术语上,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例如这一段,傅雷是这样译的:

  (1)“La métaphysico-théologo-cosmolo-nigologie”译成是“一种包罗……的学问”,精彩极了。特别是那个冠词“la”译成“一种”,如稍加玩味,便能悟出它的妙处。可惜“nigologie”没译出。这个词在词典中找不到,要凭想象。法语中“nigaud”意为“傻瓜”,“logie”是表示“学”的后缀,合在一起,即成“nigologie”(“傻瓜学”)。伏尔泰运用文字进行讽刺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再说,玄学、神学、宇宙学,都是些令人敬畏的学问,现在却与傻瓜学为伍,真叫人啼笑皆非了。所以傅雷所添加的“包罗”二字,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其精心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要超越它实为不易,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

  “重神似不重形似”

  对待伏尔泰的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傅雷说:“伏尔泰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我们来看一段《老实人》的译文:

  有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说傅雷的译文油腔滑调。估计讲这话的人没有对照原文看傅译就随便发表意见。原著“油滑”,译文亦“油滑”,谓之“忠实原文”。伏尔泰得心应手的战斗武器是“讽刺”,他的描绘近似漫画,在他嬉笑、揶榆、嘲讽的笔下,作品呈现了一种滑稽的基调。傅译伏尔泰保持了原作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泼辣风格,是很“传神”的。

  这一节,巴尔扎克连用六个emporta作艺术渲染。此种修辞法能强调、突出文章某一内容。原文中的修辞手段,如果直译,在译文中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翻译时当尽量照搬。要是直译收不到同样效果,甚至使译文糟糕得读来不顺口了,就得改换译法。巴尔扎克这段文字直译成中文,看来行不通。傅雷另辟蹊径,略去了四个人称代词“il”(他);“emporta”(带来了)也多用不同译法,其中有一个干脆不译,与上文“还有风行的各式硬领……最讲究的内衣”一句一气呵成,把原著的神韵再现了出来。

  一霎时,波尔多斟遍了,饭桌上大家提足精神,越来越开心。粗野疯狂的笑声夹着各种野兽的叫声。博物院管事学巴黎街上的一种叫卖声,活像猫儿叫春。立刻八个声音同时嚷起来:

  “这种痛苦的病,你可是常发的?” “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伏尔泰:《查弟格》)

  翻译要忠于原文(包括原文的内容、风格、句式、词汇、音调、节律、语层……),不能越俎代庖,翻译家对于作者真可谓亦步亦趋。他还得在本国语言中找到最贴切的形式来表达原著,为本国读者着想,对本国读者负责,对本国语言的纯洁性负责。傅雷力倡在 译之前“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就是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作。从傅雷的译文看,我认为他“直译”、“意译”兼而用之,有好些地方是采取意译的。傅译好就好在理解正确,误解甚少、译文忠实、贴切,又不拘一格。我也不曾发现他对原著随意篡改。译文基本上做到原文的内容、意思句句落实,字字落实。有人说,意译读起来不费劲,像读本国小说,仿佛有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我们读傅译却并无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但是像读本国小说的感觉是的确存在的。那正是傅译的成功之处,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傅雷呕心沥血的目标就是使“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难道非把译文一概欧化,读来“洋腔十足”,生硬如洋人讲中国话,才算反映客观实际,称得上异国情调吗?刻意求“形似”,一味采用僵直的译法,结果一定会“貌合神离”,机械呆板。翻译绝非“照猫画虎”,“照猫画虎”的结果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理想的译文当然须神形兼备,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当内容和形式发生矛盾时咱.然应先顾及内容,牺牲原来的形式,以内容为主,以形式为次,“重神似不重形似”。“LE PERE GORIOT”译成“高老头”,译得多好,这是意译。我至今未曾听说过对此有非议,主张一定要直译成“高里奥爸爸”才心满意足的。何况,高老头的形象决不是一个什么姓高的中国老汉,他在读者眼里始终是一个法国19世纪落魄的面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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