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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为进入社会主义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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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的互助合作。

党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原来设想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从容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看到,三年以来社会主义因素一直在不断增长,并且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日益加强其控制力量。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对统治地位,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合计为92.9%,占到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这表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

  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以后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已居于领导地位,非社会主义因素已不断受到限制、改造。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周恩来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就曾明确指出:“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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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数据上。

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初步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酝酿,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和步骤等问题正式进行了讨论。6月15日,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8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时,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传达了毛泽东对总路线的这个表述。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积累了历史经验。具体表现在:首先,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并举方针,社会主义改造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中心任务进行,以不对生产力造成破坏为前提,以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为目标,力求与促进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其次,通过逐步过渡的形式,逐步过渡使得被改造者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避免因生产关系突然改变而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最后,采取和平方式进行,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国民经济实现了稳步提升,1953年至1957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

  行的。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当时设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将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具体估算,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18年。到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报告说: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被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统一意志。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1953年12月,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整准确的表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原有战略构想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成为过渡时期,在实现国家工业的期限内,同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二月十七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怎样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使全国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呢?对于这个问题,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作了初步规划,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党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稳步地促进相互联系的两个转变,一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一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至于在什么条件下、从什么时候开始、采取什么方式去实现两个转变,党中央、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过一些设想,后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又进行了新的思考。

二是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主要是通过合作化,把个体手工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手工业是以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从事商品生产的一种个体经济。1952年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1%,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很大部分来自手工业。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步骤上,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共组建了10万个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占全部手工业人员的91.7%,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过渡时期的起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说明:“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这种战略构想上的转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由国营经济承担,工业建设的发展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二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三是发展农业和社会生产力的迫切需要,土地私有基础上实行的分散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可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抵御灾害、改善生活。四是国际形势变化的促进作用,美国的敌对与苏东国家的友好,加之抗美援朝的胜利,促使中共中央选择加快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实现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在劳动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特别是加快工业化建设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与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同时,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必然促使个体农业向着合作化方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一项新的历史重任即带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前后,党最初的战略构想,是进行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再采取“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一步”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以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战略构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不是等若干年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立即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提纲时,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对此,毛泽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为了确切掌握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便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3年四五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武汉、上海等私营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广泛听取当地财经、工商、税务、银行、工会等部门的情况汇报,召开有中南局、华东局及相关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深入考察了私营工业的状况,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

三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53年6月,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9月,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道路。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商业方面,在国家掌握一切重要货源的情况下,通过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业务的方式向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转变。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11月,又加强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1956年1月,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了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数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2%,资金的93.3%,分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这就表明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

至1952年中国经济内部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所占比重有了根本性变化: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占82%),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营商业则从761%下降到363%(只是在零售方面,私营商业仍占572%)。这些变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更为增强,不仅控制着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产业部门,而且在现代工业中超过私营工业占居了优势,并在批发商业中占明显优势,能够有力地调控重要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关系,从而使国营经济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其次,私营工商业经过一系列调整,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国家的管理和监督。再次,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广大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其中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40%,初步显示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增加农业生产的优越性。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

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农业合作化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下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3600余个。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底,初级社发展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比重,由1951年的19.2%发展到1954年的60.3%。第三个阶段是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10月,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定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从中央各部门到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都想多搞些建设,摊子铺得很大,同国家实际的财力不相适应。而在编制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时,把前几年的财政结余三十亿元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而这三十亿元的财政结余实际上都已由银行借给国营商业部门用作流动资金了,结果财政平衡出现困难。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而支出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生极大的矛盾。再加上经验不足,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的财经工作中,主要是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会议,就是要对这几方面工作,听取地方的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方有意见的、同时也是条件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作出决议。

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党稳妥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问题。关于农业实行集体化的过渡形式,实际上在经济恢复的实践中已经基本解决了。这就是195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确定的,在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和常年的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合作社形式,使其逐步过渡到集体化的手工业。剩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使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十月二十四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③(③刘少奇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手稿,1952年10月26日。)

在这期间,我国社会经济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工业的恢复和新建设项目的开工,要求商品粮和其他工业原料的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上来,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要求扩大自由生产和自由贸易来发展自己。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实的发展,需要党采取新的方针来解决社会经济中的矛盾问题。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它的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分别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在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的政治条件下,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特别是国营工业的比重占居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迅速壮大,使建设国家工业化获得基本的经济条件。从国际环境来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的战争危险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加上苏联的友好互助合作与经济援助,就为我国开展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鉴于国内、国际方面的条件都基本具备,党适时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根本上符合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要求。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过去的三年里,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发挥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但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机器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在资金、原料、市场方面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自身发展很困难,不可能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其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这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转变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事实上,党和政府三年来采取的打击不法投机资本、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实行工人监督生产以及后来的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要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二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本来,对“要在实际上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走去”的方针政策,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作过原则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增强,并包含着对资本家私有制和农民小私有制的初步改造。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党认为必须充分利用三年来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改变原来的设想,不是等待长期准备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而是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以多种过渡形式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政策,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其内容是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确定原则的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新税制的错误,毛泽东在修改结论稿时,凡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把“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这个重要修改,涉及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毛泽东是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的。但是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在这方面,党内曾作过一些初步探索。早在1948年9月,张闻天在东北局提交中央的一份报告提纲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经济的建设方针》的党内报告提纲中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1950年6月,陈云总结调整城市工商业的经验,提出对于私营工厂通过加工订货的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的观点。1952年10月,周恩来在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些探讨,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但还很不成熟,有待于在实践发展中加以证明和具体化。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下半年,国家发展的形势是,土地改革的任务即将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在和谈的主要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不久可望结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又有繁重的社会改革相伴随,但我国只用三年就实现了预计的目标,获得了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条件。按照“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中共中央决定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实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开端。

  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证明,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切奋斗,无论是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的办法,统统都失败了。这样就产生了另外寻找新的奋斗目标的历史必然性。党在创立初期的纲领明确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体现。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然后才能走第二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提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设想,先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如同1950年6月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及有关说明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来,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形成了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从生产力来看,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私营工业都有较快发展,不但产量增加,而且提高了技术,扩大与改进了设备,使国家不但掌握国营工业的产品,而且能掌握私营工业的主要产品,有了保证商品供给和制定价格政策的主要物质条件。从生产关系上看,私营工业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其中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报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向中央提出建议: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①(①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田家英1965年请薄一波提供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材料。薄一波从他的笔记本中记录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其他中央会议上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摘要写成这封信。“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的原记录本遗失,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一份记录毛泽东酝酿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材料。)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如何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途径问题,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3年6月,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报告,以及中央统战部在这个报告基础上起草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不久,又决定对资本主义商业也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十二月十三日,他写信给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说:“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手稿,1953年12月13日。)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有必要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使整个经济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没有普遍实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为主体是不行的,但若离开了改造个体经济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翼,就会妨碍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建设顺利进行。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必须密切配合,协调发展。总路线的主体与两翼之间,改造个体经济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两翼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

  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

  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手稿,1952年11月13日。)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

  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没有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会期原定半个月,结果开到八月十三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①(①《领袖在河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75页。)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②(①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

  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②(②《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例如: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也充分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人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①(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87页。)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说:

  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

  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

  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

  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页。)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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